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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大限将至时，是竭力救治，还是放弃生命维持措施?这有时是个难题：治吧，或许违背了患者意愿，对身处生命末期的个体来说，插管、上呼吸机等延命救治，或能短暂延长生命，可存活未必有质量，甚至是徒增痛苦;不治，子女或被斥之为“不孝”，似乎也背离了生命至上的伦理规则。

　　在此情境下，“尊严死”备受争议在所难免。它主张在死亡不可逆转的情况下，停止延命医疗，让挽救无望的患者在清醒意识下，自行选择离世方式。它既是尊重患者临终选择权，意在呵护其尊严，也能避免医疗资源浪费。

　　据专家揣测，我国近1/3危重病人抢救是无谓的。这并非否定对生命“不抛弃，不放弃”的人本价值，而是基于生存意义与现实效果的实用考量。也正因如此，今年全国两会上，全国政协委员凌峰提议，尽早制定“自然死亡法案”，将“生前预嘱”纳入医改议事日程。

　　应该说，提倡“尊严死”，不乏他山之石：在美国，35个州已立法支持自然死亡。让患者“我的死亡我做主”，或许不失为良方：既能让患者“体面地离开”，也能减轻其家庭的医疗负担。

　　可在时下，“尊严死”也会面临伦理困境与法律尴尬。就伦理层面而言，放弃延命治疗，俨然跟“有一分希望，就该尽百分努力”的医治观念相悖。它难逃诘问：如果患者是虑及医疗成本，担心花费而放弃治疗，这是否有违生命伦理?它又会否助推被迫“拒医”，为医疗救济缺失提供依据?而法律，也未明文诠释该概念。

　　看上去，摒弃“不惜一切代价延长生命”的做法，似显冷漠。可实质上，这并不是简单的物质计量，还关乎对患者自主选择权的尊重。

　　当然，“尊严死”确实难以跳脱伦理困境：比如说，“尊严死”可能造成医疗不作为;“生前遗嘱”或许囿于其时的医疗水平，忽略了医学发展对生命挽救的影响等。在现实执行中，它也有赖于医疗机构的准确诊断、明细告知。

　　对“尊严死”的利弊权衡，因思考维度的差异，难免会有不同说法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在个案判断上，它不能停留于抽象的逻辑演绎，而应基于具体语境去考虑：比如“停止救治”的抉择初衷，现有的医疗条件等。实质上，它不是关乎死亡方式的孤立命题，还牵涉到临终关怀措施的完善。也只有结合具体语境，讨论“尊严死”才更具公共价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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